为科技巨头工作听起来让人羡慕不已，但在光鲜的表面之下，员工面对的是残酷的保密守则，以及对泄密者的无情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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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扎克伯格的“秘密警察”
去年的一天，约翰·埃文斯(化名)收到了所在公司Facebook经理的一条信息，告知他可能即将升迁。第二天约翰就得以和经理见面，后者带其走过长廊，一路都在赞扬他的工作。但当经理推开会议室的门，约翰面对的却是Facebook的秘密“捕鼠队”(rat-catching team，rat亦有“叛徒”之意)，领头的是公司调查主管索尼娅(Sonya Ahuja)。
审讯是一门技术活，他们已经知道约翰向媒体泄露了某些不甚重要的细节。“捕鼠队”手上有他的截图记录、点击和浏览的网址链接。早在约翰加入公司之前，他们就已经获得过他与记者间的聊天内容。
“他们知道的多得令人害怕，”约翰化名向《卫报》记者表示。“进入Facebook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难以言表的热血‘我们在改变世界’、‘我们关心一切’。但当你接触到公司的阴暗面，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Facebook CEO)的秘密警察就会突然出现在面前。”
提起硅谷的科技巨头，公众眼前就会浮现出彩色自行车、打着乒乓球的员工，还有懒人沙发和吃不完的免费零食，但在这动画片一样的美好形象背后，有着残酷的保密守则。他们的胡萝卜也包括了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大棒则含有线上线下的监管以及合法的“威胁”，以预防知识产权被窃和雇员公开谈论公司事务的情况发生。
一位前Facebook雇员这样描述内部调查工作：“他们知道的多得令人害怕。”
图片来源：杰夫·邱(Jeff Chiu)/美联社
苹果公司的保密文化已经为人所知，他们的合同工将会签署特定项目的保密协议，未经发布的新产品则会以黑色幕布覆盖。但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则一直保持着强调企业内部透明性的形象。
扎克伯格每周都会主持例会，在数千雇员面前分享的尚未公开的产品和战略细节。通过内部网络，即使是初级员工和合同工也能了解到别的同事在做什么。
“初到Facebook时，你会为企业内部的透明性所震惊。大家都会相信你，接触很多信息时并不要求权限，”约翰表示，但他也补充到，公司曾警告他不要浏览离职员工的Facebook账户。“这种信任环境的平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有人越界，将会像臭虫一样被他们摁扁。”
在2015年的一次公司信息泄露后，扎克伯格主持了周例会，平日里和蔼可亲的CEO一反常态，他警告员工：“我们将会找出泄密者，并且开除他。”一周之后，“犯人”被找出并辞退，扎克伯格公布了他的身份，其他员工纷纷拍手叫好。
不少民众认为此举令Facebook蒙羞，但公司发言人伯蒂·汤姆森(Bertie Thomson)却表示：“每家公司都会查阅内部调查对象的工作记录，我们也不例外。”
什么样的员工才够“谷歌”(Googley)
谷歌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工作人员利用Google Plus的内部版本、成千上万的邮件记录来进行调查，范围从调查对象的房产所有权到其意识形态倾向，不一而足。除了詹姆斯·达莫(James Damore)那份爆炸性的“反多样性宣言”(他由于在公司内部传递一份自己写的长达10页的笔记而被开除，文中提出女性在科技领域任职人数稀少并不是由于女性在职场受到歧视和压迫，而是由于性别自身所存在的生理和心理差距，如果公司强行多元化，则对其他雇员不公平)，外界根本无法了解到谷歌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总的说来，公司希望被视作“皆大欢喜”的工作园区，在这里他们培养起某种“部族心理”，无法容忍对其的任何背叛。公司也会通过每年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来奖励员工，同时保证他们在离职后几年内的绝对“缄默”。
位于加州山景城的谷歌园区。谷歌曾因为对保密协定的“过度使用”和要求员工互相监视而被告上法庭。 图片来源：杰森·多伊尔(Jason Doiy)/Getty Images
“你不会做任何损害公司成功机会的事情，因为你与它息息相关，”谷歌前员工贾斯汀·马克斯维尔(Justin Maxwell)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称作“谷歌式”(Googley)的施压方法。
谷歌前调查主管布莱恩·卡茨(Brian Katz)曾在2016年向全体员工发送了一封主题“仅限内部，切勿外传”(Internal only. Really.)的邮件：“如果你正打算将机密信息分享给记者，或是任何外部人士，那么请想想谷歌和你之间的感情，重新慎重考虑!你不仅可能因此丢掉工作，也是对这个社群所珍视价值的背叛。”
泄密行为可不够“谷歌”(Googley)
图片来源：旧金山高级法院
在另一名前谷歌员工起诉公司为防止泄密而过度使用保密协定，并且要求员工互相监视之后，这封邮件得以曝光。原告宣称谷歌的这些做法违反了劳动法，该法赋予了雇员谈论工作环境、薪资和公司内潜在违法情况的权利。双方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调节程序。
“反多样性宣言”的主角詹姆斯·达莫也怀疑自己遭到了公司的监视，在那份笔记曝光之后，他的工作电话和笔记本电脑总是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所有的内部APP都在同时更新，这在以前从未有过。我不得不在所有设备上重新注册谷歌账户，而登陆后很多原有的文件都已经失效。”
达莫承认，自己签署的工作合同中确实有提及“暗中调查”的可能，公司表示这对于给予“每位员工机密权限”是“必要”的保障手段。
在被公司辞退后，达莫停用了个人Gmail帐户，他担心谷歌仍然在监视自己：“我的律师也认为他们并没有立即停止这一行为。”
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事件。另一巨头微软就曾于2012年进入一名法国博主的Hotmail帐户，以调查泄露商业机密的一位前员工。
然而，一位谷歌发言人却称公司绝不会进入私人邮件帐户，她同时否认了对于达莫持有的电子设备的监视。
对此，达莫回应到：“我并不期待他们会承认。”
硅谷巨头与员工的“猫鼠游戏”
自从达莫事件之后，谷歌的保密工作开始变得漏洞百出，特别是有关种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内部讨论信息。
另一名谷歌前员工表示：“这说明公司内部真的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在他眼里，谷歌中隐蔽的性别歧视、内部偏见和领导层阴晴不定的态度(他就是因此离职)都由来已久。“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直到某天真正的高管看见那个经理在走廊上对我大吼大叫，情况才有所改善。
“人们都得常年应付此类问题，直到较终产生这样的想法：‘公司既然对此坐视不理，那么不如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实’。”
而对于在科技巨头中工作的合同工，他们薪资不高，让其保持沉默的较佳手段并非“胡萝卜”，而是对“大棒”的畏惧。他们没有选择股票的权力，也缺乏对公司的“部族式”认同，更多地是害怕丢掉工作。
詹姆斯·达莫在被解雇后因担心谷歌公司仍在继续监视自己，停用了个人Gmail帐户。 图片来源：温妮·温特梅耶(Winni Wintermeyer)/《卫报》
《卫报》记者曾确认过一份Facebook欧洲区内容审核员的合同，该文件指出公司有权监视与记录他的社交媒体活动，包括个人Facebook帐号、邮件、通话和互联网使用记录。他同时也得接受随机的个人物品搜查，包括包、文件袋和私家车。拒绝接受这些检查将会被定性为“严重行为不端”(gross misconduct)。
随后《卫报》又公布了位于都柏林的Facebook欧洲总部的工作环境，公司因此进一步加强了管制。
雇员将会接受询问，了解他们是否在办公室中拍照，或是打印某些邮件及文件。“有人会打印一些东西，经理就会立即查阅相关记录，看他究竟打印了什么内容，”一名Facebook前员工说。
安保团队也会故意设置一些“捕鼠陷阱”，他们在办公室里放置了一些包含敏感信息的U盘，用其测试员工的忠诚。“你发现了这些东西，较好立即上交。如果把它插到自己的电脑上，你将会立马被请出这栋建筑物。”
“每个人都很多疑。如果要谈论工作，我们会在短信中使用只有自己明白的代码，或者干脆找个私密的地方当面交谈，”这名前雇员说。
一些员工担心自己的手机定位会被追踪，所以经常关机。较近一位Facebook在职员工就在《连线》杂志采访时，要求记者关闭手机，防止公司追踪到他和记者的手机处于同一位置。
安全专家也证实，如果双方都安装了Facebook应用，且打开了定位功能，从技术上来说，很容易就能实现追踪。即使定位功能没有打开，Facebook也能根据wifi接入点来推断用户所处的位置。
对此，Facebook发言人汤姆森回应：“我们不会利用手机来追踪员工的位置，更不会对其他公司以外的人定位，包括记者。”
有时候，企业也会雇佣外部人员来监控员工。美国知名的安保评估公司平克顿(Pinkerton)就承认谷歌和Facebook都是其客户。
除了常见服务，平克顿公司也会派遣调查员进入科技巨头园区周围的咖啡店及餐厅，寻找机会偷听客户公司员工的谈话。
“如果调查员听说新产品要面世，或是股票投机的事情，我们将会向客户公司安保部门反馈，”平克顿的主管经理大卫·达瓦里(David Davari)表示，他们的工作主要聚焦于知识产权盗窃或是内部交易。
但Facebook和谷歌都否认曾经对员工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卫报》记者还是通过领英找到了几位平克顿公司的离职员工，他们曾频繁地为Facebook、谷歌和苹果提供服务。
“这些手段其实很常见，而且并不违法，”斯坦福大学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隐私咨询顾问阿尔·吉达里(Al Gidar)表示。“公司要探查和阻止犯罪行为，所以他们使用这些手段也不意外，无非是确保员工在履行合同上的条款，没有别的‘非分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