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府治理：现实挑战及模式创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亟需快速推进。

　　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治理主体多元化。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新的社会治理理念，既有鲜明的目的导向，也蕴涵着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型升级。同时，社会治理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传统的政府单一主体拓展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多元协商共治。如何更好构建多元协商机制和治理路径，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参与渠道多样化。从公众参与渠道来看，分为正式组织与自治组织。我国公众参与的正式组织载体主要有：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大量自治组织，如各种形式的行业性联合会、权益性协会、群众自治组织等。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和制度化的渠道有序、规范地参与到政府治理之中，给各级政府提出了挑战。

　　参与手段多样化。“互联网+”自2014年正式提出以来，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应用风起云涌，使得政府治理参与手段多样化，覆盖全社会的立体治理网络初步形成。可以预见，在政府治理手段上，将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从传统工具向新兴技术转变。同时，在治理手段趋向复合化过程中，也伴随着参与主体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等问题，需要不断强化道德约束，规范参与行为。

　　“互联网+”政府治理是一项崭新命题，既要凸显“互联网+”的内在禀赋，又要以政府治理为问题导向，既要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又要有效解决政府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当前，实现“互联网+”政府治理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互联网+”政府治理的模式创新、提升政府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应着力解决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深刻洞察互联网的内生特性。互联网具有平等、开放和共享等特点，有效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重构了社会组织模式，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更加自由充分。“互联网+”政府治理的思维模式强调以人为本、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互联网+”政府治理通过再造政府决策、管理和服务模式，优化组织结构，能够全面提升政府履职能力。互联网的上述特质恰好契合了打造开放政府、透明政府、参与政府和回应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服务模式。

　　创新治理模式的技术驱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应用正孕育着新突破，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深刻改变了政府治理的技术环境及条件，给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要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拓展在线政府服务，建设网上服务大厅，推行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事，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推动业务流程优化再造；要打造电子监督平台，筑牢制度“笼子”，晒出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图，对行政事项运行的权限、条件、方式、程序、时限实现全流程电子化监管。

　　聚焦协商治理的多元诉求。互联网构建了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机制，重塑了公众参与的主体地位。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愿望愈加迫切，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充分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基础。政府要为公众提供表达民意、沟通协商、合作共治的网络渠道和平台，对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回应，满足公民网络参政、议政、督政的利益诉求。要发挥好互联网汇聚民意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治理凝聚强大的社会合力。同时，需要构建协商治理的长效机制。“互联网+”政府治理是政府治理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具体体现，回归到现实，要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理念升级。尤其需要着力处理好管理与治理、维稳与维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参与、协商治理的长效机制。

　　强化政府治理的制度约束。“互联网+”政府治理必须强化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分工合理、责任明晰、运转灵活、监管有力的政府治理结构。一要优化行政资源的配置方式。通过重新配置和调整行政资源的结构、功能和管理形态，有效降低行政成本，促进行政环境与行政资源的动态平衡，较终实现行政资源配置科学、合理、高效。二需厘清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互联网+”政府治理体系中，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对政府而言，治理的过程就是政府自身从“管理者”到“服务者”角色的转变过程；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的过程。“互联网+”政府治理过程中，需要重构治理主体之间博弈与合作的新型关系，完善多方共治机制以及实现共治的制度保障。三是强化权力运行监督。改革权力运行机制，完善权力运行监督规范和制度，构建行政问责、政治问责和法律问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政府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翟云：国家行政学院）